亨利middot;巴克指出,历史表明,外部的事件和权力不仅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影响国内政策,必须从边缘性的位置和易受攻击性出发理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成为解决土耳其易受攻击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方案。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土耳其民主只所以举步维艰,与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强大中央集权和精英传统有密切关系。多德认为,现代土耳其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奥斯曼传统的影响。凯末尔主义的革命主要是文化上的,并未打断中央的政治传统。1946年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损坏先前的”非民主”制度和政体。奥斯特兰德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欧盟资格的障碍,原因在于其过于看重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的一致、支持国家主义、为军队设置了一个过于重要的角色、对宗教采取僵硬的态度等。土耳其现在需要的不是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建制,而是欧盟民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国家、少数群体和个人利益在这样的制度中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乌尔特middot;齐兹认为,土耳其议会民主的两个特点分别是,政治生活中军队的可怕存在;土耳其国家末了的欧洲认同夙愿。可见,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传统以及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国家政体的设计,使得军队成为土耳其强国家传统的一个部分,在议会民主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土耳其军队自视为土耳其世俗政权和宪法秩序保卫者,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发布所谓“备忘录”等方式干预国家政治,在土耳其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已经发生至少6次军事政变,其中包括4次成功政变和两次未遂政变。政变多发导致政局动荡,也给土耳其的国家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4、军方政变为什么失败得如此快?关键原因是总统先生给军队戴上了“紧箍咒”

佛陀十大弟子

无论此次政变最终如何解决,它在土耳其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6月29日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自杀式爆炸案造成的巨大恐慌尚未消散,7月15日军事政变就发生了。内忧外患之中的土耳其是否会陷入新一轮国内政治动荡,将对眼下的中东乱局产生重大影响。

1、军方二连三发生政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土耳其属于第二批民主化浪潮国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土耳其的民主化与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模式。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因为与土耳其欧盟之旅交织起来,具有了新的维度。然而事实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对土耳其的民主褒贬不一,不乏持续、激烈的批评。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与少数族裔权利,民主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常成为西方指责、诟病的对象,土耳其人自己也百口难辩。军人政治的深层原因在于,历史赋予土耳其军队作为宪法和国家保护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却要求军队远离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容。

外军透视 发动政变的土耳其军队的前世今生

今天周六正在睡懒觉,手机短信不断地响,极不情愿地睁前眼睛瞄了一眼。老天!土耳其政变了!竟然不是演习!

本文为作者赐稿,作者:李秉忠,原题: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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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说法,说此次政变是埃尔多安一手策划的“苦肉计”,目的是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清洗军方。对此,我不敢苟同。埃尔多安近年来加强了对军方权力的消减和控制,已算大权在握,
 没必要自导自演搞个“中山舰事件”。

一 学术史综述

自凯末尔再造现代土耳其以来,“世俗化”国策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成为不可撼动的律条。凯末尔本人在土军中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土耳其军队长期扮演着秩序守护者和政治势力平衡者的角色,而土耳其本身则构成了欧美在中东的“稳定器”。近百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世俗化与传统伊斯兰化的对峙中拉锯前行,军队是维护凯末尔主义世俗化政策的坚定力量。7月15日的政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是为了争夺利益吗?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军方在重大利益上与埃尔多安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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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将军缔造了现代土耳其军队。他因为领导民族革命,缔造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被誉为“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大国确定了“必须坚持世俗化道路”的国策,并制定了六项立国纲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90多年来,历届土耳其政府大体遵循了这些原则,使土耳其成为中近东最繁荣的世俗国家之一。

 仓促之作,难免肤浅,不当之处,还望谅解。

亨廷顿将土耳其民主界定为民主的第二次回潮,并勾画了土耳其民主政治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lsquo;半rsquo;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作者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现在来看第五个选项:神圣使命的召唤。新世纪以来,土耳其在动荡的中东地区经济是一枝独秀,年均增长近7%左右。为什么经济发展形势不错,军方依然要一二再、再二三地发动政变?也许,根本原因在于军方对总统先生的执政理念和路线并不认可。用我们的语系来讲,就是双方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上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历史成因,土耳其素有军人民族之称,军队成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艾哈迈德认为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军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23年,凯末尔主义者制定法律,将军队排除于政治之外;1923-1945年的土耳其为一党制国家,军队是其中一个部分,军队和党派间没有冲突;1960年始,军队过度郑智化,深深地卷入政治。也就是说,军队的政治化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有密切关系。军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建立了军队财产实体武装力量共同基金。军队逐渐成为发展中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放弃了凯末尔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土耳其军队的性质和角色悄悄地发生了革命。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入盟谈判相伴随,军队被迫一定程度上放弃在政治上的主导权力。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国土包括西亚的小亚细亚半岛和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目前在北约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常规军事力量。冷战时期,土耳其处于北约南翼对抗苏联的最前线。冷战后,土耳其在中近东地区仍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与埃及和沙特呈鼎立之势。土耳其军队按北约标准建立,由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目前现役部队63.9万人,海陆空三军实力均衡。陆军主战坦克超过3000辆,主力部队40多个旅;海军拥有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现代化舰船;空军拥有约200架F-16C/D战斗机。

 
土耳其横跨亚欧,国土的大部分位于亚洲,而且其历史和文化有着浓郁的东方色彩,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又大举进入。两种文化在土耳其迎面相撞,导致土耳其的政治倾向经常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一旦国家政策向某一个方向过分倾斜,就有可能导致政局混乱。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即1960年、1971年、1980年的”古典”军事政变,以及被戏称为”后现代性”的1997年军事政变,也就是说土耳其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军人干政。政变成功之后,军方往往会有一些大的整顿行为,主要是宪法的制定或修改。如1960年军事政变后制定1961年宪法,1971年军事政变后颁布宪法修正案,1980年军事政变后出笼1982年宪法。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军方主导下的制宪和修宪暗含着矫正过去规划未来之深意,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1997年6月18日,在土耳其军方主要将领就政局联名提出一份所谓“备忘录”3个半月后,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带有明显宗教倾向的政府最终迫于军方强大压力而辞职。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巴坎是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导师。

 
是为了争夺权力吗?应该不是。土耳其军队似乎历来有政变的传统,自1960年代起,军方已经有六次大的政变,其中三次推翻时任总理,一次驱逐了刚上台一年的伊斯兰福利党?。每次政变成功,立即组织大选,军方随即把权力交给政府。看来,军方历来对权力的兴趣不大。

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梅姆杜赫:塔马奇联合陆海空三军司令向总统和议会提交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强大且受人民信赖的政府,以应对国家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当天,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被迫辞职。政变之后,在军方监督下,土耳其组建起一个由保守派政治家和专家组成的政府。

3、政变会不会是埃尔多安一手策划的“苦肉计”?或者是美俄一手导演的?

7月15日晚,部分土耳其军人在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政权。5小时后,这场短命的政变就以失败告终。土耳其政府宣称已经完全掌控局势,埃尔多安则表示将“肃清”政变发动者。截至7月17日,土耳其当局拘捕了2839名军人,解雇了2745名法官。此次土耳其未遂政变已致265人死亡,1440人受伤送医。尽管目前尚不能判定政变领导者是否受到某些政治势力或宗教领袖的支持,但他们显然在土耳其总参谋部中位居要职,并延续了土耳其军队“军人干政”的传统。

从美国和俄罗斯的反应来看,不排除土耳其军方早已秘密联络美、俄,双方可能对这次军事政变早有共识。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中东乱一乱,国际资本又可能逃到美国避险,这无疑是好事。对于俄罗斯来讲,去年的击毁战机之仇仍然如梗在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也乐见其乱。但这未不能说明这是俄或美一手策划的。从美国来讲,土耳其合作得好好的,没必要又把它搞成一堆烂泥,否则陷进去就不好拔出来,况且他目前的重心在于东亚方向的中国。从俄罗斯来讲,也许会有支持政变的动机,但这次政本的剧本实在太烂了,刚一开始就被摧毁,不象是老谋深算的大国之作。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陆军司令杰马尔:居尔塞尔领导军队,推翻实施独裁统治、反世俗主义的民主党政权,逮捕总统、总理、多名内阁部长及大部分民主党议员,并解散议会。居尔塞尔任主席的“全国团结委员会”接管政府,其本人任临时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1961年10月大选后,居尔塞尔军政权还政于民。

 近百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世俗化与传统伊斯兰化的对峙中拉锯前行,军队是维护凯末尔主义世俗化政策的坚定力量。而埃尔多安上台十多年,土耳其在急剧地往伊斯兰化方向走,并且在与军队的斗争中几次占了上风。

1980年9月,土耳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等人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和民选政府。其本人出任国家元首,兼任军政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82年,军政权修改宪法,埃夫伦正式出任国家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该宪法也赋予军队以保卫世俗政府和领土完整的权力。

 回过头说说我们。法国恐袭、土耳其政权,从反面印证了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是何等的重要。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千方百计逼我出手,我方不乱阵脚、稳住就是胜利(详见“老班长”昨天头条《南海问题,美国憋了“六个大招”,如何破?》)

 军方所想要的,是“举凯末尔的旗、走凯末尔的路”。凯末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的民族英雄,通过“凯末尔革命”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这位老兄非常的牛叉,他创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总兵力约60万,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其军队被认为是北约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常规部队。还有,这位老兄对土耳其进行了全面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比如他规定,政府人员必须着西服,妇女不得戴面纱,同时在语言文字上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正是这种强硬的世俗化政策,使凯末尔把土耳其从一战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过来,并奠定了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凯末尔也由此被尊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100年以来,军方一直是凯末尔路线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仲裁者,1960年、1971年和1997年,军方多次发动政变,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伊斯兰主义的抬头,军方必须捍卫世俗主义。

合适为良政,不合适为劣政

第三,总统埃尔多安度假的契机是把双刃剑。不幸的是,即使埃尔多安远在地中海,政变者们也没能拿下总统府。

 我看未必。军队干政成功,最终结果是换个总统。土耳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会选出一个军方和精英满意、而广大民众反对的总统吗?也许难以如愿。

 
权威政治和民主政治,就某个具体的国度而言,不是一个更先进一个更落后的问题,而是哪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合适的就是良政,不合适就是劣政。

 从这个意义上讲,土耳其之乱,根本上是文化的冲突,是地缘关系的宿命。此结,难解。

凤凰网军事频道刊登薛满意一篇独家文章,分析了“四大原因导致土耳其第五次政变失败”。

2、政变与反政变,实质上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路线之争

前天下午正想吃晚饭,所谓的“南海仲裁”出来了,闹心。

昨天早上一醒来,法国遭恐袭,再次闹心。

本文的主要观点:(1)发动政变的动机,不外乎权力诱惑下的冒险、利益争夺中的枪声、复仇联盟的火焰、被逼迫下的抗争以及神圣使命的召唤等模式。(2)此次政变,实质上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路线之争。(3)土耳其总统已经从法律和制度上为军队戴上“紧箍咒”,动辄政变成功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4)正如陈独秀当年所言,“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今天“不是埃尔多安产生了伊斯兰主义,而是伊斯兰主义产生了埃尔多安”。(5)当今一些国家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不是因为某个总统民粹的原因,而是因为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意愿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使然。(6)权威政治和民主政治不是一个更先进一个更落后的问题,而是哪一个更合适的问题。合适的就是良政,不合适就是劣政。

土耳其政变,在各种纷乱的解释和探讨中,我对一个东西特感兴趣,那就是动机。任何一个行动在得以实施,总有一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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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清哪位名人说过:欲解决问题,必先作假设。

言归正转。

 假如,军队这次政变成功,土耳其就能重回“凯末尔主义”治国吗?

除此之外,笔者特别补充两点。第一,土耳其已经从制度机制上建起了“防火墙”。法律和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计。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同时在军队中提拔安置大量支持其执政路线的军官。这一举措有关键有三:在法律上,修改宪法限制军队权力;在制度上,实现文人掌管军队;在人事上,提拔大量亲信。如此以来,土耳其军队戴上“紧箍咒”,军队的“监国”地位被废黜。那个动辄政变干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难道是为了复仇?应该看到,近年来由于军方与总统政见不一致,军、政的隔阂和矛盾不断加深。尤其是2008年,土耳其官方一举抓捕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司令),并判以重刑。理由是这些人正在施行代号为“大锤”的秘谋政变。这一行动极大打击了军方的力量,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不排除原军方领导的追随者成为复仇者联盟。同时应看到,此次政变离上次抓捕行动已经过了8年,尽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如果仅仅是复仇,8年里应该有的是机会,不至于拖到今天。如果说8年时间一直在做准备,那应该准备得相当充分。然而从政变的情况看,仅一名上校召集了一小部分士兵,不得不说有些仓促。因此,只能说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复仇这个动机,但其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一切都可协商,唯有信仰不可让步;一切都可妥协,唯有主义不可低头。于是,军方以1961年的《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和1982年的宪法赋予的拱卫凯末尔遗产为已使命,以政变的形式“拨乱反正”。前有失败的“大锤”的秘谋政变,今有失败的“上校”政变,可谓是屡败屡战。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美国佬一手策划的。理由是正在俄罗斯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举动反常:周五原定上午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的日程,临时停止,克里带走幕僚返回美国使馆闭门六小时,深夜23点才回记者会现场。当地时间22点许土耳其已经政变。克里第一时间表态:希望土国保持和平和维持一贯(外交)政策。还有报道称,欧盟称这次政变不只是几个上校在搞事,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不要死人,白宫宣布奥巴马开始紧盯此事。

5、假如军队政变成功,就能拯救土耳其?

 况且,军方本就对他有极深的成见,动员几如此众多的人来演“政变”,风险极高、成本过大,弄不好假戏真做反误了卿卿性命。还有,如今信息极为发达,每个人都可以是新闻发言人,倘若有一名知情者将“苦肉计”泄密于天下,埃尔多安岂不吃不了兜着走?

二是缺乏政治力量参与,政变走样变味。此次12小时的行动中,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军方,哪怕是对现埃尔多安持不同意见的国会议员、内阁部长以及反对派政党。

这日子,太他妈折腾我的小心脏了。

 
尽管埃尔多安在经济上取得显著成就,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广泛认同,但在精英阶层特别是军方眼中,他是把国家带向“伊斯兰主义”的危险分子,他是违背国父凯末尔“政教分离”建国原则的叛逆者,他是国家“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伟大进程的中断者。

一是仓促行动,军队高层无共识。首先扣押挟持军方领导人,裹挟总参谋部的行为清楚说明政变力量为少数派。军队高层对于武力推翻埃尔多安政权存在分歧。

 说到底,当今一些国家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不是因为某个总统民粹的原因,而是因为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意愿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使然。以英国脱欧为例,如果让精英层投票,很可能是留在欧盟,因为这样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但如果实行一人一票公投,那就是今天这个状况。有人说,若干年后英国将为今天的短视埋单。只要一直施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欠发达国家。

可以预测,只要宪法不改,军队政变将越来越受了限制,成功的概率将会越来越小。第二,土耳其的大量民众并不支持。民心所指,才能所向披糜。突尼斯为什么发生“一个苹果掀翻一个国家”的政变?因为民众对政府早已失去信心。但在土耳其,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民众没有造反的理由;总统走向“伊斯兰主义”,正符合广大底层民众的意愿。因此,当军队政变发生,当总统躲在外面通过脸谱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时,民众选择了总统、放弃了政变的军队。

 陈独秀在1941年曾说,“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这个逻辑一样可以用在土耳其的现状上:“不是埃尔多安产生了伊斯兰主义,而是伊斯兰主义产生了埃尔多安”。军方搬倒一个埃尔多安,民选又会产生无数个“埃尔多安”。

 然而,强权总统埃尔多安行的却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路线”。埃尔多安本人,出生于一个的穆斯林家庭,虔诚宗教。美国《时代》周刊评价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星期五都会到清真寺做祷告。他虽然西装革履,但他的夫人和女儿在公开场合则必然佩戴着头巾。在他的推动下,土耳其修建了更多清真寺,并开始对世俗生活进行各种限制,譬如,土耳其禁止空姐抹口红,规定晚上10点至上午6点之间禁止售酒、禁止在清真寺和学校附近的饭店卖酒、禁止酒类广告等等。

 难道是被逼迫下的抗争?这点也说不通。尽管军方与总统政权方有着深层矛盾,总统曾抓捕了大量的军方高层,但近几年来,土耳其军方的待遇总体不错,配合美国打is也算卖力,去年击落俄罗斯战机丝毫也没犹豫,普京施压后也没见军方出现离心离德的声音。土军的确对总统不爽,但并没有在物质待遇、人身安全、行动自由等方面,达到陈胜吴广“官被民反、不得不反”的境地。

第四,不掌控舆论的行动获得不了道义支持。凌晨控制了国家电视台也控制了CNN的政变军队,忽略了国际舆论的传播,更忽视了网络的影响力16日凌晨,熟睡中的土耳其民众通过手机、互联网得知政变消息,接收到了总统的呼吁请求。随后,大批民众上街,与政变军人对峙。

一般来讲,发动政变的动机,不外乎权力诱惑下的冒险、利益争夺中的枪声、复仇联盟的火焰、被逼迫下的抗争以及神圣使命的召唤等模式。土耳其政变,属于哪一种?

 不少人在谈起此次军事政变失败,都感到遗憾和惋惜。他们期望军方能够扭转土耳其的发展方向,重回“凯末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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